針對玻璃行業境外投資的四個關鍵點

隨著中國發展模式的改變，經濟增速趨緩已經成為了一種新常態，而在上一個經濟周期中歷經“大躍進”式的擴容增產，中國平板玻璃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的積弊在當下凸顯，超過半數的平板玻璃企業在生產成本線以下低位運行，苦苦支撐，全行業利潤指標已經降到歷史最低點。重壓之下，眾多的平板玻璃企業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境外，把“走出去”作為當下優選項，據悉，目前有境外投資意向的企業為數眾多，難以計數；數十家企業已經簽訂了對外投資、合資、搬遷等項目的意向、協議，大有春風一夜，百花盛開之勢。在境外開疆拓土，似乎成了當今玻璃企業解壓釋縛，化解過剩產能的一劑良藥。
　　
　　誠然，由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些欠發達國家玻璃市場尚未飽和，我們因此有理由期盼在非洲、中亞、南亞等地區能夠分上一杯羹。但是面對似乎近在眼前的機會和唾手可得的利益，我們那些正在躍躍欲試的企業家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投資有風險，決策需謹慎”，此乃老生長談，了無新意，放在當下玻璃行業境外投資熱的大背景之下去講，更顯得流于俗套。然而，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無數次地告訴我們：忽視風險，盲目樂觀和隨性恣意的投資行為，隨時可能鑄成大錯，以致葬送企業的未來。因此，我們有必要暫時抑制一下沖動，保持一份清醒，在狂熱之際能夠冷靜地思考如下的一些問題：
　　
　　其一，是否會把中國式的產能過剩復制到境外？
　　
　　眾所周知，近年來中國玻璃產能的擴張速度舉世瞠目，利益驅動之下的投資熱潮勢若洪水，所謂的價值洼地被瞬間填滿，令整個行業深陷泥沼而不能自拔。其實，國內遏制產能過剩的呼聲已經喊了若干年，其效果想必大家心知肚明。盡管境外市場環境可能略有不同，但利益驅動之下的一哄而上，誰能保證不會在境外復制出又一個新版本的產能過剩呢？
　　
　　現實的例子是：國內某集團公司在尼日利亞的兩條600噸級浮法玻璃生產線已經破土動工，現在至少還有另外3家國企、民企也正在躍躍欲試、積極跟進。試想，尼日利亞畢竟是一個欠發達國家，據測算，目前的平板玻璃消費量只需一條600t/d的浮法就可以滿足其市場需求，如果一下子涌進數條浮法線，對當地原本就脆弱的經濟生態會造成何等巨大的沖擊。要知道，人口超過12億的印度也僅僅只有8條浮法玻璃生產線，區區尼日利亞市場到底能容納多少條線，有沒有人去認真的去調查和研究呢？所以，到頭來只恐怕國內玻璃價格大戰的硝煙還未散，國外惡性競爭的戰火又重燃，瘡痍滿眼，雞毛一地。
　　
　　其二，是“轉移”還是“轉型”？
　　
　　縱覽世界，西方知名的玻璃公司（圣戈班、皮爾金頓、康寧、板硝子）無一例外地在進行跨國式經營，他們在全世界布局設點，牢牢地占據著世界平板玻璃的高端市場。這些行業翹楚的共同特點是：集科研、設計、工程建設和生產、管理之大成，超然世外，自成一體，其在世界玻璃行業中的優勢地位至今無法撼動。他們“走出去”是出于一項長期的經營發展戰略，是自身強大之后的技術、資本外溢，秉承的是循序漸進，滾動發展的經營理念。
　　
　　反觀自身，我們有沒有出現在技術、資金、人才和綜合實力上可以與西方匹敵，足以在世界玻璃市場上縱橫馳騁的一流公司呢？沒有。我們充其量是做大了，離做強還差的很遠。現在的絕大多數企業想要“走出去”，其實是被動而為之，是“轉移”而不是“轉型”。只不過是國內市場做爛了，到境外去試一試的權宜之計罷了，而且從一開始的切入點基本上都是國外的低端市場。如果是抱定這樣的一種經營理念，很可能會出現能撈一票就留，干不下去就撤的短視行為，最終又在國外留下一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
　　
　　因此，“走出去”的第一步應該率先實現經營理念上的“轉型”，實現企業長期發展戰略的轉變，摒棄眼前利益，著重長遠發展；另外，要充分借鑒西方跨國玻璃集團的企業架構和成功經驗，向世界一流企業靠攏，讓“走出去”不再是權宜之計，而變得水到渠成。
　　
　　其三，對安全風險是否有過審慎的考量？
　　
　　當今世界，雖然一直在強調和平與發展，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錯綜復雜，大國之間的博弈從未停歇，軍事和宗教沖突熱點不斷，局部地區的安全形勢不容樂觀，因此，地區安全問題依然是境外投資者需要考量的關鍵要素。現在看來，世界上相對安全與穩定的國家和地區的玻璃市場已經基本上被西方跨國公司瓜分殆盡，留下來的區域要么是極度不發達，要么是極其不穩定，有的甚至隨時可能爆發戰爭。面對一個看似充滿誘惑的市場，我們要不要審慎地考量一下：餡餅乎？陷阱乎？

　　我們這里仍然以尼日利亞為例，作為一個有一定影響力非洲的人口大國，其玻璃市場具有一定的發展潛力，這一點毋庸置疑。西方跨國玻璃公司何等精明，難道一直對此視而不見？可以說：那么多西方跨國玻璃公司之所以一直沒有涉足尼日利亞，肯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因為至今我們依然可以看到，該國北部博克圣地與政府軍激戰正酣，貪腐橫行，政治生態混亂，面對這樣的亂象，西方公司一定會望而卻步，因為這超出了他們風險可控的范疇。
　　
　　當然，有風險并不意味著就一定不能去投資，國人歷來就不缺少大無畏的勇氣，但關鍵是在作出投資決策之前我們要思考：對投資時機的把握是否準確？控制風險的預案是否完備？投資的規模是否得當？當最不利的情況出現之時能否承受？
　　
　　總之，一旦投資標的國出現動亂，外國投資方注定會成為首批犧牲品，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因失察而擇錯方向，誰能保證我們能全身而退？
　　
　　其四，是否對投資軟環境做過充分的調研？
　　
　　作為成熟的境外投資行為，一定要對投資標的國軟環境做充分了了解和論證。所謂軟環境是指除企業生產、經營本身之外的客觀條件，尤其是當地的文化、人文、法律、制度、政府行為等等，否則稍有不慎，就會使自身陷入困境乃至絕境。例如中資緬甸水電項目因當地民眾抗議破壞環境而叫停；斯里蘭卡港口中國投資項目因政府更迭而擱淺；中國鐵建沙特輕軌項目因當地民眾拒絕搬遷致使工期拖延，造成幾十億元人民幣的重大損失……這些項目無一例外地是受到軟環境的影響，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因此玻璃行業在論證境外投資項目之時需要先問自己幾個問題：項目建設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影響幾何？建設當地的法律和民主制度是否健全？政局是否穩定和可持續？是否可能因沖擊了當地的經濟生態而造成利益損失方的反彈或阻撓？能否有效吸收當地民眾就業從而改善他們的生活？
　　
　　當下，可持續發展是全人類的共同愿景，我們的投資行為必須順應世界潮流，謀求合作共贏，與當地的經濟發展融為一體，如果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將注定不會走遠，而且巨大的風險也會不期而遇。
　　
　　綜上所述，在中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的大背景之下，玻璃行業“走出去”可謂恰逢其時，但是我們需要清醒的認識到，機遇的背后也同時蘊藏著巨大的風險和挑戰，務必要求真務實，扎實推進，任何盲目樂觀和急功近利的心態都是非常危險的，衷心希望我國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協調和規范在境外的投資行為，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我們樂于看到成功“轉型”的一流玻璃企業在中國早日誕生并引領行業邁向國際市場，中國玻璃行業真正“作強”的時代早日來臨。